1953年出生于陕西西安，美籍华人学者，曾任澳门大学第八任校长，197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1982年赴美深造，并分别于1983和1986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获得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理学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算机与网络系统分部主任及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主管科研工作的资深协理副校长。他还是两项美国专利的发明人，有300多篇论文曾于国际重要的期刊、会议和书籍中发表，被引用2000多次。在中国留美的学者中，他是美国联邦政府和高校担任最高职位者之一。在港澳地区，他是第一位经全球招聘成为大学校长的内地华人。

鉴于在科学与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赵伟被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被中国计算机学会授予“海外杰出贡献奖”，被全球十二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也是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院士。

以下为《计算机教育》杂志奚春雁主编（下面简称奚）对即将离任的赵伟教授（下面简称赵）的专访。

留出空间做原创

奚：随着人工智能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智能科学、机器人科学等更多的领域也相应产生，您怎样看这些领域与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赵：我不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不懂人工智能，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懂不懂人工智能的人，都在说人工智能，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懂人工智能的。

应该说在过去20年，国内的计算机科学研发发展非常快。大家都承认这个可喜可贺的事实。过去内地的作者在比较好的国际会议和杂志上发表文章都很少，很稀罕，现在已经成为常态。国内好一点的大学（比如985大学）和美国比较好的大学相比，从论文产量上来看，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超过他们。产量的确上去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关注一下质量。具体来说，我们可能非常注重发表论文的数量，甚至注重文章的引用率这种数字型指标，但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心思用在积累和沉淀上面，是不是更应该千方百计地给年轻人留下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能够做出原创性的东西？

我们要提倡“原创”，提倡真正的创新。说到“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这个概念，其实原创性的“MachineLearning”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母校（UMass/Amherst）的一位老师Andrew Barto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机器学习。他默默无闻做了一辈子，他的徒子徒孙们一直做下来，现在倒是很红。

目前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给年轻人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敢于提出一些原创性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这些年这种“跟风”现象，隔两年就刮一次风，开始是云计算，忽然间漫天都是云，人人都是云计算的专家，好像计算机科学将来就是云计算了。可是这云也没有飞太久，就又都是物联网，紧接着又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不是说这样不好，其实这些敏锐的洞察精神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还要沉稳下来，搞出一些真正的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操作系统，博士毕业以后改到通信和网络，现在开始做数据。就是说，我在40年的学术生命里，变换了两三次研究方向。这大概属于正常的。但是如果每三年就变换一次，恐怕就谈不上积累了，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原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在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资源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我们现在的资源配备比原来好太多了，所以我对于中国的发展很有信心，无论是创新也好，还是得图灵奖，甚至诺贝尔奖，我觉得这只是迟早的事情。

教育要有助于挖掘潜力

奚：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创新，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是一样。那么，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制度应有哪些保障？

赵：说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那一定和科研有关。有时候有一种误解，认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物质成果，物质成果可以产业化，可以卖钱，可以发财。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在我们IT行业。但是我认为科研的第一目的和第二目的都不是为了成果转化，我这么讲可能有点偏激了。但是我们如果把科研和体育做个类比，就能把道理想明白。首先科研和体育都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说，人有追求极致的天性。姚明希望投篮投到百发百中，99都不行；刘翔跨栏，他总希望跑得更快一点，希望成绩再好一点。搞科研也是一样。我们总希望在已有的结果上，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搞科研和搞体育，都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培养学生，就是要激励学生，把人的潜在的最基本的本能激发出来。刚才讲到的原创，如果不是本能被激发的话，原创性的东西是出不来的。

第二，我们在奥运会上拿了很多金牌，全国人民为之高兴。但试问我们拿了那么多金牌，有实际用处吗？能吃能喝吗？好像不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为了这一点，我们就是要搞体育，就是要办奥运会。其实，搞科研的目的之一也是如此。我们科研搞好了，“神九”“神十”上天了，老百姓也非常激动。但是如果非要问，这些神舟飞船马上能得到什么物质效益吗？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就是要搞神舟，就是要写好的文章，就是要在科研上做出突破；因为这是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第三，体育和科研当然也有实用意义。搞了体育，大家的身体素质提高；搞科研有了成果，可能有实际用途，还可以商业化，等等。

所以把这些想明白，我们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制度保障就明白了。首先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前提下，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老师素质，关键就是要确保能够培养学生身上最基本的力求极致和不停探索的素质。假设今天我们上一门手机课，你若要求上完手机课以后，学生马上可以发明一种新手机，这大概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如果上手机课的时候，注重培养学生的潜在素质，他将来就很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因为他的素质得到了培养，他就会追求极致。在实际当中，他就努力做得比别人好，坚持探求未知。这样的话，我们渴求的原创性的东西就会出来，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贡献了。

摘自:奚春雁.计算机科学的未来和素质教育的发展——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教授专访[J]. 计算机教育,2018,(4):1-8.